志书内容包罗万象，编纂中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本章着重谈谈志书编纂要符合宪法、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政策，要留意选择修志模式，要注意体现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和人文精神等内容。
从狭义的法的概念来说，法包括宪法、法律和法规。按照法的功能排序，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具有最高的法律上的约束力，其次是法律，再次是法规。志书编纂，必须严格遵守，依法修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是中国执政兴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保证。《宪法》序言指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志书编纂要以宪法为根本准则，确保符合宪法精神。
志书涉及宪法内容是全方位的，最主要的是要维护祖国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边疆地区修志要注意疆界记述的精确度，以防引起可能的疆界纠纷。特别是对涉及港澳台地区事务记述要准确。大多数首轮志书编纂时因港澳尚未回归，内地的有关组织机构不健全，凡涉及香港、澳门等事务基本由外事机构负责，因而在志书中出现的问题较多，如把回大陆观光探亲的港澳台同胞当做外宾等等，二轮志书要引起重视。在篇目设置上要单独设立“对台事务”和“港澳事务”章节，不能与“外事工作”混为一谈；在内容记述上不能出现“中台合资”、“中澳（门）合资”，台湾地区的市县领导人可以称其职务，当局只能称“台湾地区领导人”，政权机构也只能称“台湾当局”。
《宪法》明确规定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宪法》第十五条指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轮志书所反映的正是我们国家的经济转型时期，要注意全面记述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各个阶段，吃透经济概念和政治概念的区别，不能混淆。例如有的《工商志》，将计划经济时期的打击“投机倒把”当做工商管理重大工作成绩记入志书。20世纪80年代，中央就说过“投机倒把”概念不清，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计划经济时期的有些所谓“投机倒把”行为，实际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商品流通，如果不加以区分记述，显然不符合宪法精神。
《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赋予了公民平等权、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私有财产权、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监督与请求权等权利。志书应当以人为本，充分反映公民的基本权利日益得到保障、人权利益得到尊重的历程，体现宪法精神。
法律不仅规范了社会行为准则，也为志书体例设计提供了科学分类的基本依据，这一点尤其值得修志者的格外的重视。例如安徽省监狱局编纂《监狱志》，就参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基本架构设计志书结构，使该系统的职能分工与志书的分类紧密结合，分类科学。除了体例设计可以借鉴法律和法规的分类方法之外，志书编纂最主要的是在内容表述上要遵守国家保密、军事、涉外和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法律，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我国的法律体系分三个层次，宪法是统帅，法律是主干，这些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第三层次分别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或较大的市（省会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由国务院各部委、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制定的部门规章。志书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相关联的内容时，一定要确保遵守。特别是有些法规、规章，例如水域管理条例、保护区管理办法、矿区管理条例等，极具地域性和行业特点，与志书内容联系十分密切，必须与其保持一致。
这里要强调的是，地方志工作要认真遵守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它对地方志工作的组织机构、工作职能、编纂质量、编审出版、著作权归属、法律责任等做出一系列规定，是地方志工作开展和志书质量发展要求的法律依据，全国地方志系统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好条例，理解好条例，实际做到依法修志。在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施行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出台了近二十部省级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进一步强化了当地的依法修志力度。这些地方志法规、规章，都是地方志工作开展，特别是志书编纂的法律依据，一定要认真落实。
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各个历史时期实践的产物，志书编纂无疑要坚定贯彻执行。
按照《党章》，中国的基层组织，标准的称谓应该是“中国XX乡委员会”。而在很多志书中，经常错误地称为“XX乡党委”、“XX镇党委”。在省直、市直各级机关同样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比如“中国XXX机关工作委员会”，口头上称“机关党委”很普遍，若以此模式命名志书标题，那就犯了常识性错误。
此外，在称党的地方组织省委、市委、县委虽已经约定俗成，也符合《党章》规定，但在编入志书时也应注意称谓的准确。如《XX通志》110部专志中，有一部《XX党志》。无独有偶，XX省出版发行了《XX省中国志》，标题的逻辑错误和党的基本知识错误显而易见。这类问题不仅修志者容易疏忽，就连有些专职党务工作者也有可能会出现类似错误，例如2007年第3期《理论学习辅导》目录上刊出《中国党章》标题，将《中国章程》写成了不规范的口语称谓。
相关志书或志书篇目的命名方式五花八门，如：《志》，《志》，《政党·中国》，《党派群团·》，《中国志》，《组织志》，《地方组织》，《中国组织》，《中国地方组织》，《XX省地方组织》，《XX地方组织》，《中国XX地方组织》，《中国XXX市地方组织》，《中国XX县组织》，《早期XX地方组织》、《新中国XX地方组织》（分期设上下两志），《XX市郊区地方组织》，《XX省委员会》，《XX省委》，《XX彝族苗族自治县委》，《地委工作》，《党务》，再加上文前例如的《XX党志》和《XX省中国志》，共有24种之多。何种称谓规范？只有两种形式是符合党章的规范要求：第一种形式是严格按照党章地方组织、基层组织规定，统一称为《中国XX组织志》，XX表示地方名，不冠行政区划名“省、市、县”，不出现“地方”定语，如“中国浙江组织志”，就可以包括浙江省、市、县三级地方组织和乡、镇、村、街道等基层组织。第二种形式直呼《中国志》名，减少标题内涵，扩大外延，既可以写党的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等各级组织和党员，又可以与《人民代表大会志》、《人民政府志》、《人民政协志》以及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派命名方式相对应。后一种方式必须说明的是，单卷出版的《中国志》书名之前，不能以省、市、县行政区划名直接修饰，一定要在分志名前加上总志名《XX省志》，总志与分志之间用间隔号处理，如《XX省志·中国志》。
一是概念要规范。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应当用全称，不能随意更改，有的志书用“马列主义”，有的用“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称谓都是不完整的，应规范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提法要紧跟党的最新理论成果。首轮志书编纂时，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尚未完全形成，因此，那时凡例中用“坚持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提法，如果在第二轮志书凡例中接着使用，那就与时代脱节了。第二轮志书中，关于指导思想的称谓，一定要用后修订的《党章》中明确的“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回顾首轮修志，假如没有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志书编写就无法正确反映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的重大事件；假如没有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志书就没办法把握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假如没有十四大提出的市场经济理论，志书就无法反映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中国历次重要会议的重大决议，是在认真总结过去一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产生的，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例如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十五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社会主义农业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些决议和决定与二轮修志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深刻理解了党的重要会议的精神实质，才能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才能在志书记述中不出现政治错误。
志书的首要特征是地方性。因此，志书内容不仅要符合党的地方组织做出的重大决策，而且要予以详尽的记述。中国地方组织是地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所做的自然生态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等方面的重大决策，对地方各项事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志书必须记述。首轮志书有的在中国篇下，设立“重大决策”，或“大事纪略”、“历次政治运动纪略”等章节，较好地突出了中国的领导核心作用，要继承和发扬。
志书编纂因起点、规模、形式和方法的不同，其类型模式各异。如第一次修志被称之为“首修”、“创修”、“原修”等。续志自古以来的提法有“补修”、“增修”、“整修”、“续修”、“续编”、“重修”、“新修”等。不同的类型有不一样的名称、断限和取材标准，特别是续修志书，首先要把修志模式界定清楚，然后才能进行编纂工作。
历史上第一次兴修志书为创修，也称首修、原修，有人称为草创，是指那些历史上没有修志或者新设立行政区划的地区的首次修志。创修体例与其他修志模式不一样，时限不受限制，纵贯今古，地域以本地区新设立的范围为准。
当代修志，也有许多新成立的市县乃至省面临创修任务。创修志书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断限问题。上限并非局限于成立本行政区划的时间，一切事物均可上溯，起于发端。二是并非成立行政区划后20年才可创修。因为《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志书20年左右编修一次”，有些人就误认为不到20年就不能修。其实，条例规定的20年一修，目的是要确保地方志工作的延续性，能够代代相济，并对每轮志书的断限提出原则性要求，并非是对创修志书的硬性规定。
补修是在原修志书断限基本不变或稍有下延、志书主体基本不变或稍有调整的前提下，对原修志书遗阙进行增补修订的一种编纂形式。
补修有“增修”、“整修”之说。“增修”一般距原修时间不太长，具体条件不适宜另修一志，但又有增修的必要，于是在原修志书的基础上延长下限，增补新增年份的史料。“整修”是对原有志书进行整理修订。如20世纪60年代，《台湾省通志》曾经历了“增修”和“整修”的过程。该志1965年刊印问世，下限断至1950年。鉴于十多年来的变化很大，后来便决定“增修”一次，下限延至1961年，1967年增修油印稿问世，涉及原修稿10志、11卷、59篇、160章，约400万字，分订24册。但由于“原修”、“增修”分别出自76人之手，义例芜杂，很不统一，1968年夏又决定彻底“整修”一次，调整纲目，平衡章节，并具体拟定统一整修章程。经过两次拟目，共整修卷首卷尾在内12卷、1记、10志，子目72篇，线万字。
“增修”和“整修”不同于“重修”和“新修”，其不同之处在于取材断限与原修志书变化不大。如《如东县志》在1983年9月出版后，由于新志理论发展较快，1985年又修订了一次，这次修订有六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断限从下限1979年（实际部分下限1982年）延至1983年；二是调整《概述》，增设《地理编》；三是强化《经济编》；四是将原修志书有些“失之过简”的章节进行充实；五是文字上全面推敲，重新改写四分之一章节；六是纠正初版本的“表”多、“附记”多的现象。其他的与原修志书差别不大。由于两修志书的地图、照片都缺乏现代化，后来又修订出版了第三版。在短短的几年间，三修志书，取材断限变化不大，因此后两次补充修订不能视为“续修”，也不能视为“重修”，只能属于“补修”类型。
“补修”志书的名称通常能不变，像《如东县志》那样，标注“（修订本）”和再版年代即可。
续修也称“续编”，即以前志的下限为新志的上限，记述事物主要是对前志的承接和延续的一种编纂方式。续修而成的志书也叫做“续志”，它不是统合今古的通志，而是一种独立成册的“断代志”。古代的续志一般书名称之为《XXX续志》，或称《XXX志续编》。
是否选择续修，要结合实际而定，如前志观点正确，体例完善，文字得体，内容充实，相去年代不远，没有过多的东西需要补充修正，则续修即可，只应从首轮志书下限开始，编修一本若干年份的“断代志”。
续修的志书有别于“创修”和“重修”，名称应有明显的标志，突出时间断限。有的主张志名加“续”字，叫《XX续志》，读起来虽然朗朗上口，但一是没有行政区划标点，志书的地方性、区域性不明确，不符合地方志的本质要求；二是时间断限不明确，只看志名不知道志书的上下年限。较为科学的解决方法是把“续”字去掉，改用括注时间断限，这样，志书的名称就具备了必要的三要素：行政区划＋志＋断限。至于断限括注的位置放在何处，一般认为时间断限是志书书名的组成部分，应该放在书名号内，如《XX县志（1986～2005）》。
后志与前志时间相距不远，全部重修的确没有必要，可以从前志的下限次年作为后志的上限。在当前的第二轮修志中，存在着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首轮志书对改革开放记述不够全面，要完整反映改革开放，需将第二轮志书上限前伸至1978年，两轮志书存在着断限交叉；还有的主张上限延至1949年，两轮志书交叉的时间更长。考虑到完整记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种把上限适当上延的做法也可接受。但若把上限延至1949年，跟重修就无大差别，似不可称为续修。
首轮志书编修时间长，尤其省志和少数市志，大都编纂10年或20多年，分志之间先出版的与后出版的下限不整齐，有的相差还很大。如《安徽省志》首轮各分志，最早出版与最迟出版的相差10多年。第二轮修志就产生矛盾，有些分志前志下限至20世纪90年代末，而第二轮志书的上限却定在80年代初期或中期，有的分志编纂人员为省事，不按整部书的断限执行，从前志下限写起，如第二轮志书下限定在21世纪初，那么有些分志断限不足10年，造成与整部志书的时空不统一。如果放松断限标准，允许自由断定，那一部志书将出现参差不齐的几十种断限。为了保持续志内容的完整性，就要按照整部志书的整体编纂方案执行，断限应当统一，无论首轮志书下限延伸到何时，二轮志书必须从全志的上限年份开始编纂，以便读者看到各行各业发展的平衡性以及志书时空的和谐统一和体例的科学性。
续志和前志的关系是断面衔接，两志有各自的独立性，但并不排除新生事物因事上溯。比如“国土资源”，我国引起重视的时间不长，管理工作曾由民政、农业、环保等部门负责，二轮志书交代这一沿革时无疑要上溯到首轮志书，除摘录资料之外，还要总结利弊，以证明保护国土资源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应该指出，志书记述事物，需追根溯源，但续志不能桩桩件件都追根溯源，续志只能将前后两志时代相近的新生事物，作适当上溯，以保持新事物记述的完整性，记述的主体仍是断限内的内容，这是续修与重修的区别之所在。
所谓续修，主要续，其次是修，修包括对前志的修订，纠错补遗是续修的任务之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前志编纂时有许多事物一时看不清，或因时代的局限，难以做到实事求是，后续志书就有义务予以纠正补遗。纠错的情形十分复杂，既要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还要结合人们持续不断的发展的思想认识，以及逐步的提升的科学技术水平等。如农作物栽培一度推广的“白色化”，就是用塑料薄膜覆盖地面，作物从薄膜中穿透出来生长，当时认为这样做才能够不用除草，既抗旱，又保肥，有几个省都大力推广，将其当做先进的技术广泛宣传报道。但此举没过几年就废止了，因薄膜使土壤发生化学反应，影响作物生长，实属伪科学技术。这是人们在科学探索道路上的失误，如前志记好，那后志就应纠错。其次，因资料失实造成的错误，后志要及时更正。例如首轮《蚌埠市志》“市搬运公司”条目记述：“该公司始建于民国38年9月，称蚌埠市人力运输公司，有搬运工人9000余名，小板车3840辆，主要承担短途货物运输和装卸业务。”[1]志书出版10年后，简短的两行字给市委、市政府造成很烦。因为志书记述企业成立于民国38年9月，即1949年9月，而现行的政策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工作人员享受离休待遇。志书记述该公司有9000余名工人。新中国成立后，该公司有的职工分流到马鞍山市，马鞍山市给予这些职工离休待遇，而蚌埠市本身原有的职工没有享受，于是，这些健在的老职工及其儿孙上千人，集体到市政府数日，要求依照“官书”《蚌埠市志》记载的史实，兑现老职工的待遇，如不解决，将大规模地有组织地越级。市领导责成市地方志办公室和档案馆提供资料来源，最后市长亲自到档案馆查阅资料，查无所获。市地方志办公室翻阅资料来源，只有交通志编写人员提供的资料长编，追查交通志编写人员，原来他们在采访中，有几位老职工回忆大约在这一段时间，修志者未经核实就记入志书，以致酿成重大史实错误。续修《蚌埠市志》已将此事列为重大纠错条目。至于补遗，就是要查前志的重要缺项，特别是对当地影响较大的事物的缺失，在后志中予以补充。有些事物，可能在前志编纂时，未能显现其对当地的重要性，比如说有些地方风景名胜很多，但是在前志编修时，并未对当地产生大的经济效益，就没有记载，或者记载很少，但是到了后志编纂时，当地的旅游产业慢慢的变成了支柱，那么，在后志就要把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完整记录下来，补前志之缺。所以，补遗对于续修来说，也很重要。
重修即在修后志时，仍按“统合今古”的原则，不续前志，而是选取旧志有用的部分，再增补新时期的内容，综合而成新志。也有的新志，在重修时将旧志内容全部收录，再在各门类中补以新的材料，成为新志。
重修在历代修志常有，就第二轮修志来说，也有专家学者和地方志工作者提倡重修。但就全国而言，目前重修的并不多。根本原因在于两轮修志时间相隔太近，重修难免有相当多重复的工作，同时，也有其他的社会压力。从采取重修的地区来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前志质量较差或有重大错误，须推倒重来；二是本行政区划发生变动，比如县改市、地区改市、行政区划合并等，为反映全貌，需进行重修。修志工作毕竟是系统的文化工程，重修需花费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还需要面对各种社会压力，采用此模式，要根据详细情况而定，最大限度地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充分评估前志的质量，具备条件方可重修。
志书的主要特征是地方性，因此，突出地方特色是方志编纂的第一追求。如何认识和突出地方特色？无疑要从自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风俗诸方面来寻找。
自然风貌特色，重点是要反映当地独特的地形地貌、自然风景，特别是要突出那些具有标志性的事物。从目前的情况看，在突出自然风貌方面，有几种做法：一是把名山大川单独成志，如首轮《山东省志》中单设《泰山志》；二是在体例设计上把本地独特的地形地貌、风景名胜升格，或成节，或成章，详加记载；三是采用多种体裁综合运用凸显特点，如用卫星照片、自然环境的标志性图片等，有的作为文中插图、有些甚至用在封面设计和护封上。这些做法都不失为突出自然风貌的有效尝试。
气候受到纬度海拔等因素的影响，千变万化。古语有云：“山下桃花山上雪，山南山北两重天。”志书记述气候，专业性强，应邀请气象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撰稿，万不可非专业技术人员东摘西抄地拼凑。气候记述要讲究科学性，首轮志书常常利用点、线、面的方式，反映一地气候现象。比如用各项气象数据的最高（长、多）点、最低（短、少）点和多年平均值来表现，这种立体形式的记述是能够准确反映一地气候特征的成功模式。为不使各种数据变得枯燥，生动灵活反映出来，还能借助图表表现气候特点。比如把气象要素中最重要的气温和降水，设置成常年气温降水量示意图，横向坐标以月为单位，左边纵向坐标以气温摄氏度为单位，右边以降水量毫米为单位，气温分月以抛物线绘制，降水量分月以柱状图示，这样就使当地的气温降水情况一目了然。
自然环境的不同也造就了一些地方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湖南株洲市、安徽蚌埠市，都属于火车拉来的城市。株洲因为京广、浙赣、湘黔三条铁路在此交会，崛起成为一座冶金、机械、化工、建筑材料等工业发达的城市；蚌埠市本是不起眼的小集镇，由于津浦、水蚌铁路在此交会后而快速地发展。还有一些地区，就是因为具备区位优势而率先发展起来，如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江沿边开放城市等，无一不是区位优势的产物。志书在篇章设置和内容记述上，同样要将区位优势显现出来。
各地都有着各自的经济特色，比如老工业基地、经济特区和开发区、旅游区以及土特名产等。随着经济活动的增加，自民国以来的志书，逐渐改变了以往志书“重人文、轻经济”的模式，加强对本地经济活动的记述，适应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能否在志书中突出本地经济特色，完整记述本地经济发展历史，是志书能否突出地方特色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志书质量的重要指标。
工业作为一地经济的支柱，地方经济特别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工业的发展。工业包括重工业、轻工业，在记载当地工业优势时，首先要明确当地的优点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如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重工业理所当然成为支柱产业，在记述时就应当突出其地位和作用。而新兴起的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在有些地区慢慢的变成了当地经济的标志，如有些沿海城市通过发展IT产业而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就应当以记述新兴起的产业为主。
区位优势在各地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改革开放初设立的经济特区，到后来的沿海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等，还有些地方设立了开发区，这些地区在当地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都起到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所以，在志书中，一定要通过彰显区位优势来凸显经济特色。如果说，经济特区志不体现经济特区的优势，开发区不凸显开发区的优势，那么突出经济特色就无从说起。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白准确地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世纪末，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2003年9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志书要体现经济特色，就要完整记述当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的过程。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发达商品经济的表现形式和现代形态。要突出市场经济，就必须完整记述当地从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历程，突出当地商品经济发展特色。
地方经济发展一般是力求将本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特色产业和产品是本地的资源优势，也是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之一。例如宜兴陶器、景德镇的瓷器、濉溪口子酒，这些特色产业和产品对本地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占当地GDP相当大的比重。有些特色产业和产品虽然不能形成经济支柱，但影响广泛，如宿州符离集烧鸡、安庆胡玉美酱家喻户晓。志书对这些传统特产应作详细记述。首轮志书中也有将规模较大的特色产业和产品升格立志，如《濉溪县志》就设立有《口子酒志》，较好地突出了该县的名特产优势。
地域文化是一种以地域为空间范围，以文化为主体的社会现象。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一切都可以称作文化，所以，地域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从志书编纂来说，要突出地域文化特色，要从本土传统历史背景和文化、现代科技文化和历史名人文化三个方面着手。
志书突出本地民间传统文化，主要是要突出本地带有独特性和影响较大的地域文化。近几年，地域民间传统文化已日益得到方志界的重视，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研究与开发，为影响较大的本地民间传统文化设立专志。比如在第二轮志书中，设立了西夏学志、晋文化志、徽文化志、吴文化志等。志书突出本地民间传统文化，既有利于继承和弘扬本地优秀的文化传统，又为系统认识和深入研究本地民间传统文化提供了依据。近些年来，各地产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热，正是民间传统文化日益得到重视的表现。在志书编纂中，一定要努力挖掘出本地民间传统文化的精品和特色，并完整记述下来。
现代科技文化发展迅猛，不断形成各种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比如合肥市，是全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故合肥有科技城之称，所以《合肥市志》以相当大的篇幅记述中国科技大学等30余所高校和中国科学院合肥物理研究院等200多个科研机构。类似这样的现象很多，但不少志书忽略了科技文化给地方带来的变化。现代科技与本地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相结合后，产生了本地的现代科技文化特色，这是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内容，在志书中必须突出记述。这种特色的现实载体包括现代院校、科研院所、现代企业文化等，包含广泛。
各地对本地历史名人及其产生的文化现象的挖掘可谓是热情高涨。其实，方志自兴起之初，就承担着重要的教化功能，通过记载当地名人，树立学习榜样，彰显当地文化。在首轮修志中，也出现了许多当地的名人志，如《山东省志》中的《孔子故里志》、《颜真卿志》、《王羲之志》等。当然，志书在记载当地历史名人及其产生的文化现象时，一定要严加考证，实事求是，以免引起争议或者以讹传讹，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能牵强附会、无中生有。特别是对在学术界有争议的，不能形成定论的，务必按照修志惯例，多说并存，述而不论，切不可武断，妄下定论。
地方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地的民风民俗，志书要突出地方特色，就必须加强对本地人们的生活习俗和民风民俗的记载。当然，有些风俗是长期形成，并非某一时期出现新的风俗，但传统习俗复兴、外来节日、流行语言和新风新俗等，也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一些变化，这本身就能充分反映时代变迁。
首先是“宗教习俗”。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公民享有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场所和信徒都得到很大发展，圣诞节、复活节、佛诞节、庙会等宗教节日时兴起来。这些节日既是公民信仰自由的直接体现，有的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方志必须予以客观反映。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记述宗教活动一定要与封建迷信活动、的非法活动严格区分，把握好政策界限，对利用宗教从事非法活动的要旗帜鲜明地反对。
其次是“宗族习俗”，例如联宗祭祖、续修家谱、修葺祠堂等。血缘宗族观念就目前来说，在国人当中，特别是在广大农村是根深蒂固的，有很强的民族文化烙印。比如说修家谱最近一段时间发展迅速，有的还建立了网站。2000年3月，上海图书馆与新加坡合作开通寻根网站，利用中国家谱资源为世界华人和有的同宗之人寻根问祖提供方便。宗族习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习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各地都有不同的表现，有的已经开展了家谱的搜集与整理工作，有些地方建立了谱牒研究会。上海图书馆编纂《中华家谱联合总目》，已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科研项目。将这些宗族习俗系统、完整记录下来，对深入反映当地民风民俗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当然，在记述宗教习俗时必须掌握好分寸，要客观反映继承民间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古建筑和尊敬祖先的美德，不能去张扬宗派观念。
语言习俗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流行语言是一种地方文化现象，反映着当地的社会生活和当地人的观念心态，体现了一地文化特点及其发展变化，具有浓郁的地方民风民俗特色，志书编纂要适当研究和收录。
另外，随着现代化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互联网、电脑术语、股市术语、青年另类辞藻等层出不穷。这些流行语很多都折射了当代的民风民俗，有些还折射了一些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如贵州的“事件”，如果不记录下来，会跟着时间推移而消失。
民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首轮志书缺乏记载，大多停留在民风民俗的层面上。什么是民性？张乃格先生认为：“民性是指某一特定区域的人们在相同或相近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下，通过长期的反复的生产、生活实践，逐步形成的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1]他的专著《江苏民性研究》介绍了江苏民性的形成主要是受徐文化和吴文化的影响，例如江苏人以砚为田、诗书传家，以文会友、崇尚文化的社会观念，尊崇教育的价值取向，开放务实的处事原则，胸怀天下的主人公精神，文尚阴柔、性喜精致、美女贤妇等清雅灵秀的审美情趣，闲雅嗜古、琴棋书画、游艺赏会、茶风酒俗、优雅闲适的生活态度，自适、狂狷、叛逆的自立独行的性格，专著也介绍了江苏民性的区间差异和惰性因素。这些民俗民性的研究成果，为民风民俗的编写和突出志书的地方特色起到了积极作用。
民风民俗其实就是一种民性的外在表现，民性其实是某一特定区域人们的共同生活习俗、共同的偏好和文化习性。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多才子佳人”，志书如能把当地的民性反映出来，对于了解当地民俗民风，大有裨益。
[1]张乃格：《江苏民性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页。
万事万物都是在一段时间和空间中发生发展的，志书的时间特征就是时代性，历代编修的志书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所以，志书编纂要强化时代特征。
第二轮志书的断限，大部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或21世纪初。20多年来，各行各业的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志书必须重点记述。志书记述改革时，要抓住不同层面，既要记成绩也要记教训；在记述方法上，有分散、集中、分散集中相结合三种，各地可因地制宜，扬长补短，记好改革开放这一时代主题。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在第二轮志书中记述好政治体制改革，重点要把握好以下几方面：
一是要记好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的执政方式发生明显的变化，政府的职能也在逐渐转变。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记述党政分开时，要充分反映中国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的坚定决心，突出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在记述党政分开时，要重点记好政府职能的转变，由过去的大政府小社会变为小政府大社会，建立服务型政府，努力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规范行政行为，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这一点尤其要引起注意，第二轮志书中，切忌出现政府包揽一切、统管一切的篇目设置，这与改革开放的现实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相悖。
二是要记好机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的机构改革是政府转变职能的具体表现，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详细的细节内容，在记述历次机构改革中的机构撤并、设立过程和机构职能转变的同时，还要充足表现各次机构改革的根本原则。比如1998年开始的机构改革，就是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撤销了一批如石化、煤炭、机械、冶金、轻工、纺织、建材、有色等的主管部门，是历次机构改革中力度最大的一次，有效地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和工作效率提高。当然，在部分地区，机构改革也有越撤越多、机构越减越大，职能不明确、造成管理空白、工作效能难以提高的问题，这些教训也要秉笔直书，如实记载，以资后世。
三是要记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辉煌成就，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特别是省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较大规模市级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得到加强，出台了一大批地方性法规。普法教育普遍开展，提高了公民的法律意识，营造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氛围。第二轮志书要切实体现好依法治国、依法治事的历程。
四是要记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我国先后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及一些反腐倡廉的规定和要求等。这些法律和法规，引入了竞争机制，实现了公务员公开招考、民主推荐、择优录用、职务监督等，对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完善，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志书一定要完整记述，充分反映地区人事制度日益走向透明、民主、监督的过程。
五是要记好推进基层民主建设。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加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尤其是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实现村民自治直选，取得了重要进展，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入志。报告说明“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所有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如“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等，彰显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新理念，必将在未来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第二轮志书务必记好这一民主进程。
经济体制是指生产关系各方面的具体形式和制度的总和，包括所有制形式、管理权限、管理方法和经营方式等。经济体制改革是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做调整和改革。自1978年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1979年提出、1982年十二大确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成为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这一阶段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拉开了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基本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改革是通过对农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适当分离，重新调整和确立了集体与农户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即在保持土地所有关系和集体经济形式不变的前提下，确立了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形成了以承包为纽带、以家庭为基础、统分结合的新型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适应了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城市，这一阶段围绕扩大企业自主权进行了一系列试验性改革。国营企业独家经营的局面被打破，流通渠道增多。财政对国有企业先后实行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两步利改税及慢慢地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逐渐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增加了企业财务，促进了企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实行“价格双轨制”和有计划地放开部分商品的定价权。
第二阶段：1984～1992年。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改革的中心任务是企业改革，配套进行市场建设和价格改革。基本内容是在坚持国有制基础上，以合同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根本原则是“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推行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大中型工业公司全部实行承包，近半数小型商业企业推行租赁经营责任制，突破了国有企业国家经营的传统方式，直接刺激了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对当时搞活企业、稳定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及推动别的方面改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价格和市场建设方面推出的主要改革措施是“以放为主，以调为辅”，通过调价和放价相结合，逐步扩大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商品范围；在放开价格的同时，逐步建立和发展包括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等的市场体系。经济计划内容也从面向国有企业为主，转变为面向全社会，逐步把乡镇企业、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列入计划的服务范围。在财政体制方面，1988年开始对市、县分别实行“递增上交包干，递减补助包干”和“定额上缴递增、定额补助递减”的财政包干办法，三年不变，激发了县级财政超收的积极性。金融管理体制方面，依照国家部署，先后恢复和建立了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分支机构以及信托投资公司、城市信用社等别的金融机构，并组建了信息调研、稽核和纪检机构，基本形成了分层次的调控体系和经济、金融监督管理、信息网络。
第三阶段：1993～1997年。十四大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目标，改革进入重点突破、整体推进阶段。在金融体制方面，随着1994年金融体制的重大改革及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人民银行基本实现了职能转换，金融监督管理能力得到加强。国有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实现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分离，建立起农业发展银行，建行代理国家开发银行委托业务，推行了贷款限额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国家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建立地方税收和中央税收体制，各省相应建立国税局和地税局。在税收制度方面，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建立以增值税为主的统一的流转税制度，健全和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确立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在外贸外汇体制改革方面，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废除了实行多年的双轨汇率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建立银行外汇交易市场，建立省外汇交易分中心。在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重点以政企分开为突破口，明确企业投资主体，转变政府职能，划分政府与企业各自的投资范围和责任，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实施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资本金制度、招标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有了重要进展。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有企业改革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之间的竞争主体。
第四阶段：1998年以后。这一时期，我们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进入攻坚决胜阶段，在优化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开发战略，2001年我国完成“入世”谈判，同年12月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这一阶段，除了原有各项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外，改革的重点放在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化进程。1998年，中央、国务院决定用3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出困境，国有企业深入开展“脱困”、“转轨”和“下岗职工再就业”，直至2001年，国有企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在农村，继续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改革，粮食、棉花流通体制逐步完善，在农村率先进行费改税的试点，并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一阶段，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新进展，职工养老、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初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启动，城镇住房货币化分配和医疗制度改革全面展开。
记述改革开放，要结合每个阶段的改革重点进行记述。从篇目设置到内容的选择，都要充分反映改革发展的历程。当然，经济体制改革的编写，既要写改革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也要写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理清改革的必然趋势和因果联系，证明改革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探索前进，是在日益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我国对外开放迈出了更加坚实而快速的步伐，与世界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更加密切，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具体到各地而言，经济开发有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两个层面，志书在记述时不仅要记好对外开放，还要记好对内开放，要注意宏观背景，也要注意微观背景。
对外开放和宏观背景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对外开放以建立经济特区为开放“窗口”而开始，随后逐步扩大到沿海地区、沿边地区、沿江地区，直至内陆省会城市、地区，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中部、西部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据2001年统计，我国已开放一类口岸243个。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加入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等一大批国际公约和条约，并与89个国家签订了双边“保护投资协议”，与160多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加入了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突破。第一次是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第二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体制基础；第三次是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成为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起点。在记述经济开放时，要把握好宏观背景和对外开放的时代主题，特别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地区，要记述好国家对外经济宏观背景变化对本地的影响，以及本地区落实国家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的具体举措和取得的成就。
在对内开放和微观背景方面：随着区域经济交流的增加，各地区对其他地区的开放程度日益扩大，不断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堡垒，加强各地的交流合作，有些地区还显现出经济的区域互补。在微观方面，比如各省设立了省级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县级也相应设置了特定的区域作为对外经济开放的基地，同时为鼓励当地对外经济交流，出台了一些鼓励政策等。这些在志书中都必须着重记述。这里要重点提一下，近几年，出现了开发区志这个新志种，如《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志》、《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志》。开发区并不是一个新的行政区划，能否独立成志？这要因地制宜，如果是具有全面行使行政管理权限，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强经济实力，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可以独立成志，如一些国家级、省级开发区。而一些规模较小、影响较小的开发区，建议以篇章记述为宜。
信息化全方位地改变了社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计算机、互联网、电话、手机、数字电视等电子产品，直接改变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手段。
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通讯方式主要是书信，最快捷的是电报，最保险的是挂号，最昂贵的是长途电话。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手摇机械电话被数字电话、移动电话代替，纸质书信被电子邮件代替，通讯方式变得越来越快捷、经济。在新闻传播方面，以前靠电台的方式已一去不复返，特别是互联网出现后，不仅可以传输文字文本、图片等，视频、音频等也可以实现海量传输。过去的新闻传播主要依靠报纸、电台两大媒体，20世纪80年代后，电视、网络媒体迅速崛起，越来越成为人们快捷获取信息的手段。信息传递方式的变化，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志书要充分反映。
娱乐休闲方式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前，居民文化娱乐的最主要方式是看电影、看戏曲、看电视、看书读报等，随着电视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提高，看电视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90年代后，互联网迅猛发展，网上聊天、下棋、打牌等网络休闲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主要娱乐方式。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娱乐休闲方式多种多样，卡拉OK、蹦迪、极限运动、健身等，体现了社会的多元化，志书也要有反映。
交际方式的改变。信息化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随着信息处理和沟通技术的发展，促使人们交际方式产生了改变，例如网上交友，不同年龄段、不同生活情趣、不同生活背景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视、交友热线等宣传推介自己，与人沟通联系。沟通互致问候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从写封信，到打个电话，再到发个邮件、发个短信，改变了人们彼此间的情感交流和互动方式。交际方式是一种潜在的东西，但却又实实在在反映着时代变迁，志书通过记述交际方式的变化，能够起到由微见著的效果。
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商务改变了人们经济活动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一是网上购物；二是企业间的电子贸易；三是企业与政府间的联系方式，政府通过信息网络平成宏观调控和对企业商务活动的监督，企业通过电子汇款向政府职能部门缴纳税款、递交企业信息等。企业内部管理现在也运用了许多信息技术。经济活动方式改变了企业管理，改变了贸易方式，改变了经管方式，从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些都是时代特征，志书应当体现。
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志书记述人民生活必须采用新的记述标准和统计方法，资料来源除了依靠统计和农经部门数据之外，还必须做大量的抽样调查，深层次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居民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
第二轮志书的“人民生活”与首轮志书反映的对象有着明显的不同。首轮志书“人民生活”一般记述“农民生活”、“职工生活”两大类，这是计划经济时代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员两大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公司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1]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批中产阶层，主要有5种人：（1）科技企业家；（2）金融行业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3）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尤其是中介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4）国外驻华企业中中方管理人员；（5）个体和私营企业主。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一样的特征、心理和习惯。因此，第二轮志书除记述好农民和工人、公务员等群体外，对中产阶层和其他特殊阶层要深入记述，才能反映社会群体全貌。
第二轮志书断限正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志书在记述小康社会时必须依据和符合小康标准。小康的内涵，是在全面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使我国人民的生活在温饱的水平上进一步提升，逐步实现物质生活比较宽余，精神生活比较充实，生活环境改善，人口素质提高，公益事业发展，社会治安良好。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家计委和农业部制订了《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全国农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和《全国城镇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三套标准，作为衡量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实现程度的尺度。总的来说，小康标准包括五个方面共16项指标。第一类为经济发展水平，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个指标组成；第二类为物质生活水平，由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均居住使用面积、农村居民人均钢筋砖木结构住房面积、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城市居民每万人拥有铺装道路面积、农村通公路的行政村比重、恩格尔系数8项指标组成；第三类为人口素质，由成人识字率、人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3项指标组成；第四类为精神生活，由教育娱乐支出比重和电视机普及率2项指标组成；第五类为生活环境，由森林覆盖率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的百分比2项指标组成。在志书篇目拟订上，要总体反映当地小康社会建设水平，应当参照全国标准，围绕各项指标设置篇目。
伴随着社会多元化和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各种新兴节日逐渐兴起，一些外来节日影响日益扩大，这些既是时代产物，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人文因素，志书要准确记述。新兴的节日有的是与部门行业工作紧密结合的，要与该部门、行业的工作联系起来，如电信日、消费者日；有的是与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紧密结合的，要把握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特性，比如黄山旅游文化节、青岛啤酒节、滁州菊花节等。这些节日要与当地的文化、经济建设结合起来记述。对于外来的节日，如圣诞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感恩节等，志书不可忽视。这些节日虽是外来，但其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在年轻人中。这些节日的引进本身也是对外开放、文化交流融合加强的印证，体现了一种人性观念和社会思想的多元，不可漏掉。
[1]：《在庆祝中国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31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